阜陽漢簡于1977年從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后，阜陽整理出170多篇《詩經》破碎簡片。漢簡專家研究認為，詩經阜陽漢簡《詩經》是現存現存較早的《詩經》古本，可能是較早未被漢代學者修訂、流傳于楚地的阜陽《詩經》版本。阜陽漢簡《詩經》的漢簡發現，是詩經秦漢史研究中的大事，對我國古代文學史、現存古代文獻典籍的較早研究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阜陽漢簡《詩經》共整理出170多片
阜陽漢簡《詩經》共整理出170多片，阜陽殘損嚴重，漢簡其中最長的詩經《伐木》中的一條22厘米、存24個字，現存整個阜陽漢簡《詩經》的較早形制規格已無法詳細知悉。整理組專家把阜陽漢簡《詩經》殘存的簡片上的字與今本《毛詩》比對，整理出《國風》和《小雅》兩種。其中，《國風》中涵蓋《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等65首殘文，只有《檜風》未見；《小雅》中有《鹿鳴》和《伐木》中4首殘文。
漢代相關文獻記載，《詩經》有《魯詩》《齊詩》《韓詩》和《毛詩》四種版本。其中，《毛詩》為漢初毛萇善所傳，自稱其版本傳自“孔門十哲”之一的子夏。這一版本廣泛傳布，流傳至今。齊、魯、韓三家詩皆已亡佚，宋代以來許多學者梳理、厘定過三家詩的佚文。
阜陽漢簡整理組專家對照《毛詩》和《詩經四家異文考》《詩三家義集疏》研究發現，阜陽漢簡《詩經》與齊、魯、韓三家詩不同，與今本《毛詩》比較有近百字異文。
阜陽漢簡《詩經》與今本《毛詩》的異文概括起來有四大類。第一類是音義相同或相近的異文，如《邶風·燕燕》中，《毛詩》“燕燕于飛”“瞻望弗及”，在阜陽漢簡《詩經》中為“晏晏于菲”“章望弗及”。第二類為意義可能不同的異文，如《毛詩》中“殷其雷”“攜手同車”，在阜陽漢簡《詩經》中寫作“印其離”“攜手同居”。第三類為虛詞的異文，如《毛詩》中“惠而”“瑟父兮母兮”，在阜陽漢簡《詩經》中是“惠然”“瑟父旖母旖”。專家還注意到，阜陽漢簡《詩經》中使用虛詞比《毛詩》要少，如《騶虞》一詩中，《毛詩》“于嗟乎騶虞”一句，在阜陽漢簡《詩經》中就沒有“乎”字。第四類為錯字造成的異文，如《墓門》一詩，《毛詩》中“夫也不良，歌以訊之”一句，之前已有經學家指出，“訊”為“誶”之誤，這一推論在阜陽漢簡《詩經》中得以確認。
以上異文，對研究漢初語言文字和《詩經》內容具有重要意義。
流傳于楚地的《詩經》傳本
《詩經》的版本與流傳，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研究的熱門。阜陽漢簡《詩經》的發現，是秦漢史研究中的大事，對我國古代文學史、古代文獻典籍的研究等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在漢初設立官學以前，被稱作“閭里書師”的私學老師，手抄典籍作為教材，促進了不同版本《詩經》的傳播。阜陽漢簡整理組的專家胡平生、韓自強認為，阜陽漢簡《詩經》不屬于魯、齊、韓、毛四家，應屬于未被《漢志》著錄而流傳于民間的另外一家。
研究過居延漢簡的專家孫斌來從古人著文用字習俗及避諱現象著手分析，認為阜陽漢簡《詩經》為楚國《詩經》的傳本，其抄寫時間大致在劉邦稱帝之后、劉盈稱帝之前。
阜陽漢簡《詩經》殘文“不信有如皎日”，與《毛詩》中《王風·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比較，有一字異文。屈原《遠游》一文中有“精皎皎以往來”。孫斌來認為，《遠游》與阜陽漢簡《詩經》中把“皦”寫作“皎”，是楚地人的用字習慣。阜陽漢簡《詩經》中“兮”字多寫作“旖”字的異體。這一特點與《楚辭》中的用字特征相同而有別于其他古文獻，也應是楚地用字習慣的表現。阜陽漢簡《詩經》中，還有用“溜”替代“婁”的現象，反映了楚地的語音特征。
阜陽漢簡《詩經》編號S081殘簡“簧右撓我 房”，與《毛詩》中《王風·君子陽陽》中“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比對，“招”寫作“撓”，應是在避楚康王招的名諱。孫斌來還根據阜陽漢簡《詩經》中的“惠然好我，攜手同居”“章望弗及”“旖旖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泉”“如疑脂領……”等句，推定該版本《詩經》不避楚惠王章、楚簡王中、楚悼王疑的名諱，最初抄寫時間應在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29年，即楚靈王時期。
孫斌來認為，阜陽漢簡《詩經》并不是楚國《詩經》的原本，而是漢代人根據楚國《詩經》所作的抄本。
從文字上看，阜陽漢簡《詩經》的文字形體，非秦篆，也異于長沙仰天湖楚簡字體，近似于楚國銅器銘文的字體，是篆隸相間的雜體。《毛詩》中《邶風·靜女》中“貽我彤管”的“管”字，在阜陽漢簡《詩經》中寫作“筦”。而將“管”寫作“筦”是漢代人的習慣。阜陽漢簡《詩經》編號S097殘文“印六盈誒女曰觀吾士曰既且”中“盈”字不避漢惠帝劉盈的名諱，可知阜陽漢簡《詩經》抄寫于漢惠帝劉盈之前。
阜陽漢簡《詩經》作為漢代抄寫的版本，卻仍然保留了對楚國國君的避諱字，表明它尚未經漢代學者修訂過。
阜陽漢簡《詩經》的出土，有力證明了《詩經》大致篇目，以及當時各諸侯國都已經有了《詩經》傳本的情況。（記者 李方達/文 全媒體記者 龐誠/攝）